by. a deviant

“六四”…第一次听见的场合，似乎与今相去十年多，傍晚途经北京某处幽幽的门墙，忽然同路悄悄说：“除了五四，这里还有过一个六四，共产党开着坦克，在这里碾死了很多人。”投在行道上的影子，兀地惨然起来。

八九六四，多年后，有本小书评论：“枪火与哭喊之后，即使那时尚未出生的人，他们也注定无法绕开其后果。”是的，走过三十四年，即便没有道德介入，一代耳顺，一代而立，公共与私人夹缝里种种的禁忌与希冀，一代人内心里的峰峦沟壑，仍被六四塑造，甚至是，不知道这个词汇，不知道这个事件的人。

六四是一个亟待探幽的场，不仅是天安门广场，而是那个春夏之交前后的时局更迭。改革者胡耀邦于总书记任上接见学生学者，此后被政敌清算下台，不久辞世；群众悼念、高自联、工自联、四二六社论、绝食、对话,然后是戈尔巴乔夫访华、赵紫阳的最后劝告、武装清场、血流成河、秋后算账…然后，中国的政治改革即使仍有余息，也变成了高层案室里肉食者的筹码博弈，不再见天下人的参与。

逐渐，浦东摩天楼，深圳一夜起，由官入商下海潮、百万下岗潮…中国可见的改变只存在于经济领域，歌里唱：金钱隔绝宇宙风，愁容骑士更多余。有关民主与其问题的讨论在东欧剧变之后渐渐成为世界的焦点，但唯独中国，丰饶的物质与人文生活，确实被一道上锁的门隔绝，门后叫做“民主政治”，这扇门就是六四。

并非是“民主即是灵丹妙药”，而是共和国的公民如何知晓他们的税收是贡献公帑还是中饱私囊，是人大代表是否可以为因工伤残的工人质询官员，是青年人还能否监督落实他们权益的劳动法，是女性能不能平等的继承宅基地、要不要与普京的议程？直到，是否可以把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完整打出来。这一切需要讨论，各种自由需要尺度规范，但讨论尺度的空间至今未能存在。党政致力于维稳一切，看似没有政治讨论的三十四年，政治却一步步侵入进每个逃避它领域的人生之中。

但，看似没有政治讨论的三十四年，曾经怅然幸存的一代人有为人父母，其子女又是一代人。他们或在某个隐匿的门墙，如同拿出私藏的箱底怪谈一般，点燃一支蜡烛：“我爸妈那年…”但这种景观实在割裂，因为渐渐地，我们发现其实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谁都不可以被知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尤其不能说：“嘘！”

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与今人无关的故事，关乎它的兴味当然会如一切故事一般阑珊消退。可对于六四，这是一个悖论，因为每一次“不能说”、都是“别忘了他们做了什么”的另一种表达。若要问三十四年来中国人到底怎么了？很多说法都耸人听闻，不足置信。说中国人愈发愚蠢败坏、丧失生气、懦弱不争…这都是无稽之谈，中国人作为一个生活在共同文化概念下的族群，其书写依旧动人。读哲学史的工人小哥、爱吃炸鸡的李医生、服务社区的孩子，复兴方言文学的年轻人、修缮古物的长者、基层忙碌的扶贫干部…中国人依旧在以渐渐成长的心智滋养自己的生活。

那么，如果要问三十四年来中国人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已如此成熟，懂得如何爱护彼此的生活，可权力却依旧幼稚，未能成长。我们早配得上，也会更配得上自己想要的选择，但三十四年，八九六四，却成为了我们不能诉求应得的恐惧。中国人与世界上的人一样，却不得不忍受着一个懵懂乖戾异常的他者的支配…

可是，蜡烛还会燃起来的。以各种形式，光源要重新聚合。三十四年前升腾的炬火对着森严的大红城门，警察、工人、学者、公务员、学生…他们心胸间的自信，对未来的责任，纵然在那时遭遇欺骗和背叛，但一代人的生活不是徒然浪费的，周遭充斥着的对今后的丧气，恰恰证明了，褪去丧气后将有怎样的世界。一代人厌倦了违心的谄媚、从同胞手里劫夺、出卖原则以糊口，于是他们受过了深刻的教育，镇压是一座给予幸存者的大学。

我又想起第一次听闻六四的门墙，如今有人在那里燃起蜡烛，举起白纸。白纸还未能有幸被那些亲爱的朋友们书写，宛若留待大家共同思索与讨论的中国。勇敢而智慧的朋友们啊，我们迟早会有欢欣明朗的相逢。